当“口述历史”遇上“英雄叙事”，真相如何被“记忆加工”？一则关于周恩来掩埋战友遗体的传闻，竟被层层演变为新闻。
《岭南文史》刊发的文章《“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的传闻及其辨析》详细梳理了该传闻的起源、演变过程，结合历史资料对其真实性进行了严谨辨析。
近30年，随着杨匏安（1896—1931）研究逐步升温，周恩来（1898—1976）与他的革命情谊也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不过，在已有众多研究成果中，从未有人提及“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一事。换言之，这一传闻的影响力并不大，传播面也并不广。追其原因，除传闻仅有孤证支持外，可能还与20世纪70年代的特定历史环境有关：对外披露此事的是一位香港爱国人士，公开报道这一传闻的是香港报纸，内地研究界其时不但对这位香港爱国人士知之甚少，而且很难同步从香港报纸获取相关信息，之后较长一段时间也不易搜寻、利用。鉴于传闻早已成为白纸黑字的历史文献，资源共享的趋势不可逆转，有必要在它再次传播甚至被热炒之前早作澄清，以免混淆视听。
从口述材料到传闻，再到新闻报道
“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的传闻，源于两个广东人——杨士端和陈君葆。杨应邀提供了若干相关的回忆“碎片”，陈则发挥想象制作成完整的历史“拼图”。
杨士端（1893—1977），字章甫，广东省香山县南屏北山（今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人，中共早期党员。杨氏早年以字行，20世纪30年代避居港澳后恢复本名。杨章甫的另一个身份更为人们所熟知——他是杨匏安的堂叔。杨章甫与杨匏安几乎同时参加革命，对于中共广东组织的建设以及早期广东工人运动、青年运动，也曾作出不少贡献。大革命失败后，杨章甫转移至港澳，以教书谋生，一度坚持地下工作，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杨士端留港继续从事教育工作。虽然他始终关心国家发展、家乡建设和国际局势，并应邀为相关部门提供过早期中共历史的若干回忆性资料，但最终没有回归党组织，而是持一种冷眼旁观、若即若离的态度。
陈君葆（1898—1982），广东省香山县三乡平岚（今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人。自1934年起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主任兼文学院教师，直至1956年退休。陈君葆一生追求进步事业，是香港文化界、教育界著名的左派人士。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踊跃参与爱国事务，历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联委员等职。1951年至1956年，组织香港青年回内地参观，又曾陪同英籍教授到京访问，数次获得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63年，创办英文杂志《世界文摘》，向世界宣传新中国。1982年在港逝世。
杨士端与陈君葆虽在政治取向上不尽相同，但两位香山同乡依然维系了40多年的君子之交。从1934年开始，直到杨士端去世数年后的1981年，陈君葆在日记里留下了200多次与杨交往的记载。这些文字既是两人交谊深笃的直接证据，也为中共早期历史研究贡献了不少素材。翻开《陈君葆日记全集》，便不难发现“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从口述材料到传闻、再演变为“新闻”的整个过程。
最初的铺垫是从1965年12月16日开始的。那天，杨士端对陈君葆回忆起杨殷的往事，“上海”“牺牲”“周恩来”“葬地”“标志”“改葬”等关键词已经出现：
杨士端来访，似年老了一些，瘦了。坐定，谈杨殷的事。……杨殷为一实干者，并不是个所谓知识分子之流，浓眉方颔，但高度不大。性格与彭湃稍异。在上海牺牲后草草葬于某区靠近铁路旁边地方，当时其弟抵沪，周恩来曾带他到葬地去认识坟之所在。并无标志，更无碑石了。后其弟曾否去改葬，则不可知矣。淞沪战以后，变迁更大，事更难言了。
10年后，在1975年11月26日的一次聚谈中，杨士端向陈君葆谈起杨匏安（又作杨匏庵）、苏兆征等旧人旧事，“沪”“处决”“周恩来”“埋葬处”“标识”“领回骸骨”等相似词语再次现身：
午晤杨士端、杨倬云于大乐天餐室……士端因此而谈到杨殷、苏兆征等旧人，以至少于他才两岁的匏庵以及他的二子……广州杨氏家祠，士端为守阍者，而匏庵则常出没其间。……匏庵于沪被处决于狱中，是事后周恩来以所埋葬处告知苏兆征，转语其后人认明地点标识，俾领回骸骨者。
此次晤谈一个多月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京逝世。1月12日，陈君葆精心拟就一副挽联：“功业在人民，哀逝一为天下恸；大名垂宇宙，遗风岂特太丘怀！”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对联文作了详细说明：
上联用陈后山挽司马温公的诗句“一为天下恸，不敢爱吾庐”的本意，下联直用杜甫“诸葛大名垂宇宙”的诗句，这已不待申说。但末句用陈寔的故事，我的意思是党锢之祸，事连寔，许多人都逃避求免于难，而寔独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这种气概，独与常人异。周恩来于上海租界被逮捕，越狱逃出，同时杨匏庵受极刑于狱中，身首异处，周独为之收埋于一角落，立标识。越狱后，嘱杨之亲人为掘出埋葬。是事之足纪者。联引太丘文范先生事，以为遗风不可泯者，此其一也焉。所以说“遗风岂特太丘怀”！
“陈后山”，北宋诗人陈师道；“司马温公”，北宋名臣司马光；“陈寔”，东汉名士、官员，曾任太丘长，死后谥为“文范先生”，故“陈太丘”“陈文范”皆为其别称。这副借古喻今、饱含深情的挽联拟好后，因为一时未能找到合适的书写者，又无法预知1月14日的吊唁场所能否悬挂挽联，陈君葆于是将联语写在一张稿纸上，送交新华社香港分社处理。社中工作人员很快电告陈君葆，届时祭堂只摆花圈不挂挽联，副社长祁烽决定将这副挽联“寄到北京去”，而且是直接将“手写的那张纸”寄去，“不必另作周章”。
1976年1月14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在中银大厦为已故总理周恩来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香港、澳门各界爱国同胞、台湾省同胞、海外华侨约2万人”参加吊唁活动。1月16日的《人民日报》进行报道，陈君葆是31位重点列名的“港澳各界知名人士”之一。追悼会结束后的1月26日，陈君葆在日记里感念难已，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对周恩来的敬仰和追念：
对周，我景仰他，已不在话下。……周总理的一生，也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一生；而他对党对同志，我在挽他的联语里引用到陈太丘的事，就是指他越狱时，曾把杨匏庵的尸体埋葬好，并插上标识以便其后人往认领一事而言。周这种地方，的确使人钦敬，没齿不忘。
“尸体”“埋葬”“标识”“认领”等词语第四次被写进日记，距离它们第一次被记下来，已经过去了10年以上。显而易见，陈君葆越来越沉浸在自我营造的历史场景之中，尽管场景中的主角之一不知不觉地从杨殷变成了杨匏安。
事有凑巧，就在陈君葆写下这段日记的第二天（1月27日），香港《大公报》记者钟明（叶中敏）为了撰写纪念周总理的稿件，登门采访了他。在随后（1月29日）发表的报道《周总理两次接见港大师生》中，记者特别引述了周恩来当年的英勇之举：
陈先生还说出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因为他和当事人的家属稔熟，才获知此事：一九二七年上海大罢工后，周总理和一些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了。其后，周总理被营救脱险。那时，和总理关在一起的一位姓杨同志，不幸遭反动派毒手，被杀害了。总理在临离开敌人监狱那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仍然把同伴的尸体埋葬在狱中一处地方，做上标记，才自己离去。事后，总理把这件事通知了杨的家属，由他们设法把杨的尸体找回。杨的家人为了这件事，对周总理感激不尽。总理在危难中不顾自己安危为同志掩埋尸首，陈先生说起来还激动不已。
“陈先生”，即受访者陈君葆。“同伴” “一位姓杨同志”，联系上下文，显然是前一天刚刚在陈君葆日记里出现的杨匏庵。“当事人的家属”“杨的家人”，又指代谁呢？既然从《陈君葆日记全集》找不到他与杨殷或杨匏安家人有过交往的任何证据，那么只能指向杨匏安的堂叔——杨士端。
至此，周恩来在越狱前千钧一发之际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之事第一次被公开报道，传闻正式成为一则“新闻”。
传闻根本经不住推敲
越狱前在狱中仓促掩埋同伴之事如何荒诞不经，暂且不提。对照权威机构所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相关年份记述，已不难看出这条传闻的巨大破绽：
其一，1927年周恩来与“一位姓杨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关在一起”，从现有资料看，可以确认是谣传。这年4月12日，亦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天，周恩来在上海确曾短暂“被禁”，旋即被“救出”。4月13日，上海20万名工人罢工，“周恩来与赵世炎参加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的群众大会”，“会后和群众一起上街游行”。5月下半月，周恩来“从上海秘密乘英国轮船到武汉”。7月26日，“由陈赓陪同赶到九江”，“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而杨匏安1927年4月3日抵达汉口，一直到“八七”会议后才离开武汉。
其二，苏兆征1929年2月24日在上海病逝，杨殷与彭湃等人1929年8月30日牺牲于上海龙华；同年8月至9月，周恩来先是指挥了营救彭湃、杨殷等人的特别行动，后来又撰文纪念烈士们。
其三，1931年6月22日，隐蔽在周恩来上海寓所的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闻讯，立即组织营救。获悉向忠发叛变，即亲往寓所附近观察暗号，查实后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同年8月4日，杨匏安被枪杀于龙华。因此，周恩来在杨匏安就义后请苏兆征转告其后人领回骸骨云云，纯属子虚乌有。
传闻演变为新闻的多重成因
值得一提的是，杨士端病逝于1977年12月8日，他极有可能看过1976年1月29日香港《大公报》所刊陈君葆访谈。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杨士端与陈君葆的交往一如既往的融洽，并没有对老友随意“加工”其口述材料表示过不满和不解——至少在陈氏日记里找不到。
任何记载，站在历史研究后知者的角度看待此事，人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也许如此“加工”才是最“合理”的结果，才更加符合特定年代里一定范围内的普遍心态。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是广州杨家祠的常客，杨章甫也是与他相熟的战友、同志。因此，周恩来对杨匏安的敬重，杨章甫理应有所了解。杨匏安就义后，周恩来对其家人的关照，杨章甫是否有所耳闻，虽然暂难遽断，但是晚年杨士端对周恩来依然抱有好感却是不争的事实。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种种失误，一度令曾经的革命者杨士端十分担忧、失望和不满；不过，对于周恩来，杨士端表现出和陈君葆一样的敬重和信任。陈君葆1975年1月21日的日记可以佐证：“来了一个电话，杨端公打来的。他这次在电话上说话时异常兴奋的，许多时候以来所少见！他问我看到在报上刊载的大文章没有？我说当然看到。他指的是周恩来总理在人代会开会时所作的政治报告。他接着说：很久以来没看到的使人读起来觉得兴奋而鼓舞的重大文件。因此他跟着把报告中所写的好些重要部分不厌其详地评述一遍；他似乎忘记了疲倦地谈，使我有些不放心，不知会否过劳。”欣喜之余，陈君葆忍不住托人将杨氏“不胜雀跃的兴奋情状”向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了汇报，因为陈君葆知道，这“也是他们所喜欢听到的”。
陈君葆总共受到周恩来四次接见，这份特殊待遇，使得他对于周总理的景仰和爱戴，比起一般的爱国民主人士更加强烈而深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国际政治形势愈加波谲云诡，陈君葆不但持续而密切地关注周恩来的各类活动，特别爱做梦的他还开始经常梦到周恩来。据陈君葆自述，1967年之前，“很少梦见周恩来”；自1967年至1976年，周恩来则有八次入梦；周恩来逝世后，陈君葆仍有三次梦见他，而去世前最后一次所记梦境仍是“梦见周恩来”，同时还不忘感叹“久不梦见周公了”。
杨士端和陈君葆都是接受过现代教育、不断追赶新时代步伐的知识分子，相信两人都不会缺乏这样的科学常识：对于记忆的可靠性必须保持警惕，对于梦境尤其不能信以为真。杨士端对记忆可靠性的具体看法，虽然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记载，但至少在陈君葆心目中，杨士端“为人处事有冷静头脑”，且“耿介拔俗”“不愿意做官”，仅仅就此而言，杨士端在提供党史材料时似乎不大可能蓄意造假。他之所以明知陈君葆随意“加工”其口述而未予劝止或做出其他反应，除却时代背景这一因素外，或许可以从“自我服务偏向”等心理学理论中找到部分成因。
新中国成立后，“上头”一次又一次通过陈君葆邀请杨士端撰写党史回忆材料。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谭天度，早年与杨章甫多有工作交集，后来也曾避居香港。谭也数次请陈君葆转告杨士端“这等史料，各方均重视”，又说“朋友们对他属望很大”。谭天度还应陈君葆的要求，写了亲笔信带给杨士端。几个月后，因为没有得到杨的回应，谭再修一函，直接从广州寄给杨。
所以，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因应“上司”期盼和体现自身价值的共同影响下，杨士端和陈君葆也许都会不自觉地“爆猛料”——当然，陈君葆的内生动力明显更强一些——仅就“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这一传闻的形成史来看，杨士端毕竟只是提供了若干素材而已。
陈君葆对于革命亲历者所作的回忆，尤其是互有出入或自相矛盾者，至少在其日记中不止一次地展现出冷静、清醒的认识；他对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俗语背后的科学认知——“梦境亦大脑皮层之镜影”——也留存在其日记里。令人费解的是，1965年12月至1976年1月，周恩来的同一件“往事”在陈氏日记里却出现四个不同的版本。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笔者曾尝试归因于两点：一是陈氏因年老而记忆力衰退，二是他没有回看日记的习惯。但是多次翻阅陈氏日记，笔者发现记性好一直是他的强项，只是到了1981年，83岁的陈君葆才发出如下感叹：“记忆力差得可怕！”“记忆力乃差得这样！”其实，这一次的“记忆力差”不过是老年人最常见的现象——“前几日才买了一件棉背心，隔了不久竟尔忘得一干二净。”至于没有回看日记的习惯，换个角度来看，反倒可以更好地保证日记的真实性（免去了回看时进行删改的可能性），因此，它的解释作用似乎也可以忽略。
通过对比，笔者觉得，可以继续从心理学找寻陈君葆着意“加工”的成因。与“自我服务倾向”直接相关的“虚假记忆”（“错误记忆”）理论认为，人的记忆会受到主观的加工、遗漏和扭曲，关于某件事的记忆不仅可以被事件发生后暗示性的问题及错误的细节信息所扭曲，甚至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进而言之，“记忆中的事件越接近一个被经常修改的故事，距离完整的原始信息也就越远”。该理论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传闻的形成史恰恰足以证明这一理论是极有价值的。
时代背景当然也是成因之一。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留居于港的一批失联者与本地各界进步人士一样，不约而同地将周恩来视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的希望所在。1970年1月31日，陈君葆在日记里摘录了当天《明报》的社评《周恩来，愿你健康》。该评论认为，每逢“重大的转折点”，周恩来始终担任着“冷静、折衷、调和的角色”“人们拥护周，正是出于一种对和平、安定、富足生活的想望”。1974年7月6日一早，陈君葆和几位晨运的老朋友“一见面便谈周恩来在医院里接见杰克逊一事”“很可以看出大家景仰周恩来，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同年9月6日，香港本地电台播报了一条“周恩来病重消息传出，今日香港股市行情大跌”的新闻，陈君葆记下了许多人的共同感受：“闻讯之下，使人感到惊悸不安。”
传媒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作为中共对外宣传重要阵地的香港《大公报》，在独家披露这一重磅消息时，将“杨匏安”处理为“一位姓杨同志”。究其原因，到底是陈君葆为了保护当事人及其家属而有所保留，还是该报对这条口述史料也不是那么完全相信，同样值得玩味。进言之，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为配合沉痛悼念周恩来的宣传需要，《大公报》在察觉到消息涉嫌失实的情形下，仍然通过“技术处理”的方式，冒险报道了这则新闻，“创作”出传闻的第五个版本。
合而言之，此事从私人书写演变为公开报道，看似陈君葆一手“加工”，实乃特定年代里一定范围内普遍心态发生作用下的一次特殊“合作”，称得上“多因一果”。
传闻辨析的意义
以上是对“周恩来冒险掩埋杨匏安遗体”传闻进行的一次证伪。时隔多年，重新探讨这则“假新闻”，其意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点：
其一，伪材料蕴藏着真价值。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材料之真伪，“不过相对问题”。如能准确考出“伪材料”的作伪时代及作者，并“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因此，“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这一看法完全可以移用到陈君葆“加工”事件上来。
其二，未雨绸缪，正当其时。陈君葆日记问世较晚——《陈君葆日记（1933—1949）》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99年，《陈君葆日记全集（1932—1982）》则由该馆于2004年推出；流通范围也有限——内地迄今未公开发行。因此，内地学者似从未关注这一传闻——至少2006年、2008年出版的三种杨匏安传记均未使用陈氏日记，都称杨匏安牺牲后遗骸难寻下落。试想，这一传闻如果在杨匏安研究开始升温的20世纪90年代就被发现，研究者们会怎样使用它，社会上又会演绎出多少更加轰动的次生作品。可以认为，大陆研究者没有和陈（君葆）、杨（士端）过早“相遇”，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作者】张求会，系中共广东省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频道编辑】李晓霞 莫群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刘龙飞 郭芳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2024年第6期
